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轼(整理了苏轼的作品,生平年谱,世序,官职,宦游路线,交游对象等。见:su.jiangyu.org),有点上瘾,有些心得,写点总结,做点记录。

祖上,籍贯

苏轼祖籍四川眉州眉山,苏洵认为自己这一脉是唐代苏味道之后(难于确实,附会而已),苏味道是唐赵州栾城人,所以苏轼自称赵郡苏轼,苏辙有《栾城集》。而苏轼死后,为何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平顶山市北部),说法很多,莫衷一是,难有定论。唯一有迹可循的是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墓志铭》提到的“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嵩山旁支箕山即在郏县内。当然也可能与苏轼“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想法有关。苏轼之后,苏辙,以及两人的很多后代均归葬于此。

科举名次

因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墓志铭》中说“文忠(欧阳修)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第一名),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这一论述广为流传,以为苏轼科举考试是第二名,其实不然。宋朝科举种类,流程很复杂。

苏轼先是在嘉佑元年参加礼部秋试,其时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第二名,也就是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提到的这一情况。来年,也就是嘉佑二年,参加殿试,第六名,进士及第,然后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这一官职,也许是对这一地方官职不满意,苏轼不赴。按照宋朝的官制,科举中第以后有三次官职选择机会,三次以后还不满意就需要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了。苏轼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参加了制科考试,入三等。纵观两宋三百多年历史,一共出了118个状元,却只有4人“入三等”,在苏轼之前只有吴育一人,其后二人为范百禄和孔文仲。制科考试以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这样的京官。按照宋初的官制,大理评事是一种阶官,亦即寄禄官,只表示官阶的高低,不实任其事。苏轼的实际职事是签书凤翔府判官。

古代科举到唐宋时还是很好的,科举选拔出来的多是青年才俊,比较出名的。比如苏轼这一届,嘉佑二年的龙虎榜,《宋史》有传的共有24人,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一届中有九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

状元是章衡,章惇的族侄,章惇也参加了这届科举,也进士及第,但耻于章衡之下,拒不受敕,二年后重新参加了科举。章惇与苏轼是同年,亦敌亦友了一辈子。

到明清时,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唯一标准,八股取士,这样这一考试用人选拔制度就坏掉了。其实宋王安石变法时出现过短暂的类似情况,当时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为官方教材,颁行太学和州县学校,很明显这种方式容易禁锢思想,难以百花齐放,好在不久就废除了。而嘉佑二年能选拔出来这么多青年才俊,以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无关系,古文运动虽是诗文革新运动,但其对活跃文化,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有裨益。

丁忧

苏轼任官不久,父母相继离世,按照古代制度,需要丁忧。丁忧时间为三年,实际执行是25个月(有27个月的说法),宋明两朝,丁忧结束可以回去继续做官,原有职务级别不变,而汉代不一样,丁忧结束,一切需要从头再来。

官职

很仔细的研究过苏轼的所有官职,参考阅读了《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一书,做了总结(见 su.jiangyu.org)。从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开始,苏轼曾主政八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早期还有通判杭州的经历),贬谪三州(黄州,惠州,儋州)。做过最高官职是礼部尚书(其还做过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六部中,礼部尚书官衔最高),还担任过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等重要职务,距宰相之位一步之遥。但可惜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

弟弟苏辙则不一样,最高官职做到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名录上,苏辙得以位列“曾任宰臣执政官”的27人之中,而苏轼只能作为“曾任待制以上官”,49人中的第一名。上面提到的与苏轼亦敌亦友一辈子的章惇,在元祐党人碑中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2人之一,另一个是王珪。

宋朝官制,在元丰改制前,有六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散官阶,寄禄官阶,职,差遣,勋和爵。勋和爵与苏轼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前面四个。

宋前期文散官阶承袭自唐代,实际意义很小,主要作用是标志官品,藉此决定官员的章服。比如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苏轼的弟弟苏辙退休时,被授予太中大夫。元丰改制以后取消了这一制度。

寄禄官阶,即所谓“官、职、差遣”中的“官”,起文臣迁转官阶、确定俸禄的作用,比如苏轼的大理评事即为寄禄官,是一种京官,不表明其负责的职事。

职,为“职名”的简称,表明的是一种政治地位,没有具体职事,比如苏轼曾经担任的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

差遣才是官员具体负责的职事,比如苏轼的知密州军州事,知杭州军州事。

艺术成就–词

这个是重点,苏轼在诗,词,文,绘画,书法均有很高成就。宋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文章方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绘画方面是后世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基石,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作品以及种类太多,目前只通读了其词作。苏轼流传下来的词作有近300首,比较著名的有40多首。

词是诗余,历来地位不高,东坡全集中不包含词,所以历来东坡词都是单独刊行,最早的东坡词刊本是宋人傅干的《注坡词》。近代有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刘尚荣《注坡词》,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曹树铭《苏东坡词》,郑向恒《东坡乐府校订笺证》,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之《苏轼词编年校注》等。

傅干的《注坡词》不是按照编年排序的,将词编年能更好的帮助了解词人的创作背景,准确理解词作的含义。所以参照上面提到的几本有关东坡词的编年著作,编年整理了东坡词(见 su.jiangyu.org)。

苏轼创作词的最早时间,学界没有定论。但通判杭州期间,是其早期词作的高峰期,离家别亲,时常在属下郡县巡视,很容易在年轻的心增添离愁别绪。

行香子.过七里濑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这首词是苏轼通判杭州,巡查富阳、新城等地,来到桐庐,乘舟漂流在富春江上,经过七里濑时,被周围美丽的景色所吸引,心有所感,写下的。我在博文–富春山居图 中有提及。尤其喜欢其中的“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句,完全是一幅典型的水墨山水画。

这首词中“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说的是一个典故,严陵,即严光,字子陵,东汉人,曾与刘秀同学,并帮助刘秀打天下。刘秀称帝后,他改名隐居。刘秀三次派人才把他召到京师。授谏议大夫,他不肯接受,归隐富春江,终日钓鱼。世人多认为严光钓鱼是假,“钓名”是真。这里苏轼以为刘秀称帝和严光垂钓都不过是梦一般的空名而已。

苏词的特点,一首词中一般只用一个典故,这样对普通人读懂,理解很重要。不像辛弃疾,“用事太多”,一首词中典故太多,比如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了七八个典故,全词的确雄奇悲壮,但情感,叙述起承转接,始终让人生堆砌典故之感,不够自然。这个话题争议很大,就不继续展开了。

醉落魄.离京口作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其时苏轼39岁,已在杭州通判任上4年多时间了,在异乡宦海漂泊,对家人思念无法抑制。很喜欢“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句,与我的经历,甚至描述的方位都完全一样,应该是感同身受,共情了。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被学界视为豪放词的开山之作。词除了“杨柳岸,晓风残月”低吟徘徊,也有“向上的一路”。

词作方面,苏轼留下了很多第一,目前看来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比如千古第一中秋词,第一悼亡词,豪放词的经典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

平均来看,苏轼在仕途顺利时,较少作词,比如其在京任职几年间,词作非常少。而贬谪黄州时期,词作很多,流传下来很多精品。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初贬黄州,临时寓居定慧院。乌台诗案,惊魂未定。白天不敢出门,只敢晚上“漏断人初静”时出来走走,多么像一个“缥缈孤鸿影”。

从最初的惊魂未定,到慢慢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建雪堂,开荒东坡,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喜渐不为人识。心态变得平和,旷达。于是有了我最喜欢一首东坡词: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春。此时苏轼已在黄州贬谪2年,考虑买田在此终老。在沙湖去看田,路上遇到了雨,没有雨具,于是只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了,有意思的是这次“任性洒脱”不久,苏轼就感冒了。因为苏轼在《游沙湖/游兰溪》一文中写到: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

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往日的朋友相继来访,没了往日朝堂之上的蝇营狗苟,苏轼开始思考人生意义,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也有了这首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黄州贬谪5年后,苏轼被朝廷重新启用,入朝为官,最高职位至礼部尚书。但朝廷新旧党争激烈,作为文坛领袖,苏轼难免身陷其中,几起几落。最后遇大赦,从贬谪的海南返回中原不久,于1101年病逝于常州。

苏轼晚年的词作,比较著名的很少,有一首据说是写给朝云的,很有韵味。

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王朝云去世之后,苏轼“终生不再听此词”。

苏词中的精华句子还有: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人间有味是清欢。

以上是词作,苏轼流传下来的诗,文,书牍等太多,暂时没时间消化,是接下来重点阅读了解的了。

关于苏轼,有这样一个评价,“书不如画、画不如文、文不如诗、诗不如词”。不知等我看完苏轼的全部作品以后,是会赞同这个观点,还是另有想法。

宦游经历

苏轼早年跟随父亲苏洵,与弟苏辙一起从家乡眉山赶赴京城开封参加科举,中举不久母亲病逝,回家丁忧。然后全家迁往京城。后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任期满了以后回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不久结发妻子与父相继病亡,回籍丁忧。丁忧期满,续娶王弗的表妹王润之,然后又举家回朝,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眉山。

我制作了苏轼宦游经历的示意图,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其一生所到之处。

东坡宦游图

(不知为何SVG矢量图此处不能显示,可以直接访问:https://cdn.jiangyu.org/2022/10/huan-you-2022-10-09-111816.svg

苏轼一生主政八州,贬谪三州。八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早期还有将近五年的通判杭州经历。

晚年遇大赦,北归经过金山寺,看见李公麟画的东坡像后,曾题诗: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所在,总结到曾经贬谪的三州上,黄州,惠州,儋州。写这首诗时苏轼距离自己生命的终点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应该是有所预感,在生命最后时刻给自己做了总结,其旷达的秉性可见一斑。

交游

苏轼一生交游很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具体说来,有游侠(陈季常,河东狮吼的男主角),道士(八岁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僧人(家乡眉山的宝月大师,佛印,参寥子等等),同年,老师弟子,歌姬等等。这里重点说说苏轼与王安石和章惇的交游。

熙宁年间,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因新法实施过程中有些问题,苏轼上书反对变法中的某些做法和举措,得罪王安石,难于立足朝廷,只能外任。

将近十五年后,反对变法的元佑党人上台,苏轼被重新启用,回京任职。此时王安石已罢相多年,在江宁钟山附近营建半山园隐居,经历丧子之痛,晚景凄凉。

苏轼回京途中特意去拜访王安石,而王骑着毛驴早早迎候在码头。不世出的两人一笑泯恩仇。

这次见面,苏轼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中一首写到: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而王安石则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接下来说说苏轼与章惇的交游。上面有提到章惇与苏轼是同年,都是嘉佑二年的进士,但当年状元章衡是章惇的族侄,章惇耻于章衡之下,二年后重新参加了科举,中一甲第五名。其人性格,才学可见一斑。

早期,苏轼与章惇关系很好。除了同年情谊,两人正式交往始于治平元年(1064年),其时章惇为商洛令,苏轼通判凤翔,两地相邻,互有往来。

其后,熙宁年间,章惇追随王安石,支持变法,升迁很快,而苏轼只在地方任职。乌台诗案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章惇,为苏轼仗义执言,在神宗面前反驳宰相王珪。此时苏章的情谊达到了顶点。

时过境迁,时间来到元佑年间,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掌权,曾经的反对变法的官员得到重用,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兄弟。而支持新法的,诸如章惇等人在朝堂上遭受元祐党人的猛烈抨击。

其中,苏辙的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变成为一个闲人,章惇心里落差极大,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比较奇怪的是,此时苏轼没有对章惇施以援手。苏家兄弟俩情深,世所皆知,苏辙出手,很难不让章惇以为背后没有苏轼的影子。也许此时仇恨报复的种子就此埋下。(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研究探讨。)

风水轮流转,九年后,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章惇被任命为宰相,对元祐党人进行清算。于是被章惇怀恨在心的苏轼被一贬再贬。

章惇独相七年,苏轼贬谪岭南海南共六年四个月。普遍观点认为章苏之间固有政争,但章惇对苏轼更多的是私怨。

苏轼不是元祐党人中官职最高的,但却是贬谪处罚最厉害的,一则因为其文档领袖的地位,二者拜章惇所赐。

现有史料表明,苏轼贬谪岭南,海南岛,都是由章惇具体安排和操作的。其甚至安排与苏家结怨将近四十年的程之才(表兄兼姐夫)提刑广南东路(惠州是其管辖地区),想利用苏程两家的宿怨,让程之才来迫害和收拾苏轼。没想到程到惠州不久,即与苏轼冰释前嫌,苏程两家重归于好。章惇这一借刀杀人的计划就此落空了。

当苏轼“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传到京城,报复心理极强的章惇把苏轼再次贬谪到儋州,这次已经到“天涯海角”了。

苏惇关系的结尾,苏轼遇大赦北归,而章惇则因为新帝登基,改弦更张,被贬雷州。朝廷有风声传出,苏轼这次北归可能被任命为宰辅。章惇的儿子章援很紧张,写信给座师苏轼(章援中举时,监考官是苏轼),大意是希望老师拜相之后,能放过自己的父亲。苏轼很快回信,“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随信还附上了“白术方”,这是苏轼贬谪岭南期间养生所得,希望对章惇在岭南的生活有所帮助。不知道章惇看到苏轼的回信心中会作何感想!

乌台诗案

这个没太多需要说的,现存的很多文献对此记载很详细,比如乌台诗案.明刻本,乌台诗案.清抄本,乌台诗案.明.秦氏玄览中枢抄本等(见我制作的专题:乌台诗案)。

比较有意思的是按照有些历史记载的说法,著名古代科学家沈括在乌台诗案前期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当然这一看法有争议,但确信的一点是,沈括人品有点问题,有才无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 熙宁八年(乙卯,1075)条中,有记录:甲午,龙图阁待制… …上曰:…欲令沈括及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

王安石说的壬人,是指巧言谄媚、不行正道的人。

情感

苏轼与苏辙的兄弟之情,我们耳熟能详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解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送别时,“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乌台诗案时,苏轼以为命不久矣,写下绝命诗《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宋史·苏辙传》中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关于爱情,苏轼写给结发妻子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写给王润之的《蝶恋花》: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写给朝云的《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学术,思想,党争

苏轼的研究,其生平,才学,性格,作品都很多。但是对其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相关研究还不多,或者说所得结论还不够具体乃至权威,被广泛接受。当然应该也与其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不像文学作品,书画那么著名,光彩夺目有关。

一般把苏轼的学术思想归于蜀学,至于蜀学的含义,主张,指向性不太明确,后世不甚了了。一则是因为蜀学后继无人,不像二程的洛学,其后有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二则没有相应行政权力以推行。王安石的新学是变法的指导思想,也应其变法而彰显。再则,苏轼去世后不久,其作品马上遭到朝廷焚毁,“片纸只字,焚毁勿存”,文学性质的作品幸存者多,而思想性质的少。

现在关于苏轼政治主张的研究多关注于其任职地方官时的政绩,比如治理西湖,新修水利,抗洪赈灾,黄州时期的办理“育婴堂”,收养孤儿,惠州时期的发明自来水等等,均是很具体的工作。至于其政治主张,政治思想,研究不多,且多着力于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观点的研究。

当然王安石变法,是有宋一代绕不开的话题。伴随着变法的,是党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其党争发端的可笑可见一斑。

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苏轼的命运在这个党争的漩涡中也只能“随波逐流”,不能自已了。

我认为从现存东坡全集中,从其所写的论,制策,策略,奏议,书,启,状,尺牍等中总结,应该是能发掘其学术思想,政治主张脉络的。这些文字很多,需要时间慢慢读来。

有时想为什么喜欢苏轼,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洒脱,旷达。

苏轼诗词中的刘郎,桃花 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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