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我的前半生》

想不起来为什么突然会读溥仪《我的前半生》。但仍能清晰的记得的很多年前看电影《末代皇帝》,红小兵们大跳忠字舞,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镜头片段,给年轻的心所带来的震撼。

末代皇帝剧照

电影《末代皇帝》是非常忠实于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而改编拍摄的。但这段跳忠字舞的情节却是书中不曾写的,属于导演自己发挥,成了电影最为出彩的地方之一。这段情节目的自然在于讽刺,比较有意思的是电影《末代皇帝》1986年由中外联合拍摄,当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据说是第一部得到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当时的气候可见一斑。

说回《我的前半生》。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此自传,1959年年末,蒙特赦被释放出来。《我的前半生》可以看作其对前半生的反省乃至觉醒,是自白书,自省书,某种程度上也是“认罪书”,“自首书”。

有电影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前,还想读读此书。一方面是猎奇的心理,想一窥皇帝生活,与影视剧,清宫剧是不是一样。另一方面,期望可以更多的了解近现代的历史事件,进程,相关的人物,细节等等。

书中,溥仪主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回顾了前半生。从头到尾都有自己的反省,反思,乃至“觉醒”。

在书的前部分,溥仪谈到了他的家世,祖父,父亲,母亲,太妃,光绪与慈禧,外祖父荣禄,义和团,袁世凯,汪精卫,老师(庄士敦,朱益藩等),胡适,梁思成,泰戈尔……

二岁时(1908年),慈禧临死之前将其选为皇位继承人。溥仪的一生命运就被改变。

父亲,母亲,弟弟从此君臣有别,相见很难,父子,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完全被剥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怪异。在宫中,有名分上的祖母–太妃来关照。而因被太妃端康训斥(认为对溥仪照顾不周),亲生母亲只得自杀。

太妃每餐送菜(太妃有自己的私人厨房,厨师),饭菜样式很多,吃不了多少,浪费严重。并有在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这种形式是必不可少的(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一来显示太妃的关爱,二来防止暗害。年轻的溥仪“不会给自己穿衣服,不会把饭盛到碗里。”甚至直到作为俘虏战犯被关押在苏联,乃至后来的抚顺,溥仪身边始终有人伺候他吃饭,穿衣等。

“退位以后,据内务府上报,每个月光吃,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民国政府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当然时有克扣。

“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

退位以后,“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排场很重要,作为对比,“明朝崇祯皇帝最后上煤山的时候,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冲这一点,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这些排场和“关爱”是从幼小就培育起来的,使溥仪“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义和团运动前期,为笼络人心,慈禧二话不说,很轻易的就把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一同处斩于菜市口。这相当于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总理轻而易举的就被杀了,伴君如伴虎,令人不寒而栗。

关于光绪的死,溥仪直截了当的说是被毒死的(这与现在的考古及医学解剖科学研究结论吻合),问题只是在于“到底谁毒死光绪的?”

袁世凯与汪精卫。
“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

看来袁世凯当年与革命党沟通,中间的桥梁是汪精卫。很多年以后,汪精卫再次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只是此时是卖国贼了。
对于满清贵族,之所以不杀刺杀失败的汪精卫,“(溥仪的)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

“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

溥仪退位以后,暂居在紫禁城,与袁世凯比邻而居。“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关于故宫三大殿的功能,“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 ”

关于读书学习以及帝师。
“六时睡,四时起。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
如此看,帝王每天读书学习时间不长,晚上睡觉比较早。(起得也早)

“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有时候他总有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之前写萍乡,莲花,有关注到末代帝师朱益藩,从溥仪眼中,看到不一样的形象。哈哈!
赏赐大臣的字画等作品,“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多为帝师或其他人代笔,然后自己描红。

授权英国师傅庄士敦整顿内务府。
“(内务府)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 。如此,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

寸草为标。
“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

遗老遗少,看重谥号,跑谥号。
“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

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
“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早年的接济之恩),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

王国维投湖死后,“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最善于钩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功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退位以后(1912年),搬出紫禁城,暂住父亲的“北府”(1924年),然后出走日本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到天津(七年,1925-1932年),最后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十四年,1932-1945年),乃至最后日本战败,被苏军俘虏(在苏联五年,1945-1950年),移交给中国,看押在抚顺,至1959年特赦。如此前半生!

(退位以后)“和洋人拉好关系是进可以取,退可以守,这是王公大臣们一致的意见。”

支持溥仪上, 日本军方和政界意见不一。军方是决心支持溥仪上台的。

占领东北,“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

“1945年,伪满末期,形势大变。对外面世界,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主动和被动的。

被俘,看押在苏联时,“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被俘时,“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而当年, “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哩”,笑:-D

被俘看押期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 后来去植物园工作了

“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其实时代还是没大的变化。至少从文化心理上看是如此!

“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很多时候背景被遗忘掉了。

“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

“我整个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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