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段时间阅读特别关注国外汉学家的作品，希望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最近又捡起这个阅读专题，先读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英文原著书名–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作者孔飞力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英文本名是Philip Kuhn（读音与孔飞力比较接近），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费退休以后，孔飞力接任了其空出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可以看做是费正清的衣钵传人。
《叫魂》这本书我在上学时就听教授政治学的老师推荐过，一同推荐的还有《万历十五年》。记得当时应该是要求读完《万历十五年》写读后感的，而《叫魂》一书则没这个要求，所以当时大家大多没读这本书。最近无意间从微信读书中发现了这本书，抚今追昔中读完了。
这本书是从1768年，发端于浙江德清县的与“叫魂”有关的种种谣言开始的。1768年是乾隆三十三年，书如此开始，很自然让人想起《万历十五年》。不光我有如此直观感觉，此书的译者在后记中还特别用一章比较了这两本书（当然，译者的很多观点我不太赞同）。
《万历十五年》则仅仅利用具体年份（万历十五年，1587年）开了个头，所写内容与万历十五年这个年份本身没什么关系，只是以此来突出宏大叙事的主题。这个宏大主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帝制国家难于步入现代化。涉及的面当然很广，有政治的，经济的，财政的，思想的，凡此种种，作者的最后结论是，因为国家，社会的众多层面，事务等均不能数目字管理，纳入制度化层面，因而整个国家不能步入现代化，以至最后亡国，并非表面的内忧外患，黄仁宇认为主要是财政问题（数目字管理的最核心内容）。而以上分析的切入点，则是一个个个体，鲜活的人物，包括皇帝（万历），首辅（张居正等），武将（戚继光），清官（海瑞），思想家（李贽）等，没有老百姓（当然宏大叙事一般是不考虑老百姓的）。某种意义上，这种写法，分析方法当然是以小见大。
《叫魂》则是纯粹的，真正的小中见大。起源于浙江德清县民间的谣言认为某些有特殊能力的术士可以通过剪取对方发辫，衣物或者获知姓名等方式窃取他人魂魄，致其死亡或受操控，这一“叫魂”谣言，逐步引发席卷全国的群体性恐慌。
《叫魂》这本书并非来讨论术士“叫魂”能力的真伪，而是通过这一发端于民间，后席卷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来分析探讨当时中华帝国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涉及的主要是皇帝（乾隆），官僚（总督，巡抚，州县长官）以及民众（包括普通民众，乞丐，游僧等）三个阶层。
盛世之下隐藏着危机。普通民众面对的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流离失所，人口流动加快，人心思变；皇帝面对的，满族汉化，融合进一步深化，普通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主动或者被动的）对专制权力的制约，忧虑政权的合法性，清朝早期剃发事件与现在“叫魂”的剪取发辫行为，很自然引起皇帝的警觉；普通官僚欺上瞒下，追求政治上平稳，很难有动力去追究“剪取发辫”背后的隐喻（如果真有的话），政治上去冒险，他们是看得最明白，最精明的一群人。
如上所述，“剪人发辫”的叫魂行为发生之时，地方官僚是没多大动力去留心乃至控制事态的，更别说上告皇帝了。而乾隆则是通过自己的秘密系统，机要通道（如密折或密探）得知消息的，比如著名的江南织造。乾隆担忧“剪辫”涉及反清复明势力，下令严查。（专折奏事，秘密渠道。织造，督抚一级。）
事态严重以后，普通人除了愚昧（可能真的相信“叫魂”），还有清朝初年剪辫，“留发不留头”留下的血腥的历史记忆。恐惧与愚昧之下，转而去欺凌更弱小的群体，比如乞丐，游方僧人等（诬陷他们是剪人发辫，“叫魂”的真凶），甚至私自动刑，打断腿骨后送交官府。
而官僚体系此时陷入两难，很大程度上他们应该不相信“叫魂”的真实性，但是上有皇帝的高压指标，又不能将冤案扩大（容易造成自己管辖地域社会动荡）。为完成任务，对普通民众送来和指认的嫌犯屈打成招或捏造证据，然后上报。所谓欺上瞒下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席卷全国的“叫魂”事件最后得以解决（大部分嫌犯都被无罪释放），得益于军机大臣（傅恒，刘统勋等）的努力，运作。“巧妙”的使皇帝认识到“自己错了”，使整个“叫魂”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其实说巧妙实在算不上，他们只是要求地方将各“叫魂”案上解军机处，亲自审讯，而这是需要胆识和自信的。在证据和事实面前，皇帝只能作罢。军机大臣的作为一定程度克制了专制的君主任性的权力。与普通官僚相比，为数不多的军机大臣是一类真正自信的精英，颇有胆识，因而也深受专制帝王的信赖；他们人数虽少，在历史上却形成过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当“叫魂”案发生时，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其实早已崩溃，因而此时这几位军机大臣他们的胆识，作为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他们是真正的为往圣继哲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人。
这个“叫魂“事件中，我们还应该关注到权力运作一明一暗的两条线。明了的一条线，是皇帝下令地方严查时，地方官员对”叫魂“不置可否，只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去运作（《大清律例》有关妖术的律令），不愿往政治隐喻上靠拢。官僚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官僚机制容易操控信息），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与“三年疫情”时多像）
而暗的一条线，专制制度下，皇帝认为官僚制度容易或者已然失效，君权直接介入官僚机器的日常运作。亲自XX，亲自XX。
《叫魂》一书分析了专制皇权是如何突破法律约束，直接介入官僚机器的日常运行，这种专制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最核心的是通过各种“礼仪”行为，陛见制度，以及不拘泥于乃至摆脱常规的制度安排，任免程序的“政治任命”。皇帝直接任命官员（如此导致职位越高，任免程序越简单，受监督掣肘越少。有利有弊）。还比如督抚密折皇帝时，一般自称奴才（普通的低下级官员是不能自称奴才的，至少得是督抚级），在这一系列礼仪行为中，专制皇权得以展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展现是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断实现，强化的。如果没有诸如“叫魂”这类的突发状况，专制皇权将会缺少表现的机会。
所以孔飞力总结道，“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诸如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另外孔飞力还注意到，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类似“叫魂”事件）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时。
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其分析方法，社会各阶层（皇帝，官僚，普通民众）的心理分析，专制权力运作模式等等在今天，今天的很多热门事件中仍然适用。比如照这个模式来分析三年疫情，“文革”等等种种社会，政府行为，会非常贴切。原本想来具体分析分析的，但容易被夹，加之前面的分析其实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够了，作罢吧！
(读完《叫魂》，立马在微信读书app端手机输入的一些直观感想。)
当读到开头，作者引述的故事，讲故事的风格，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很容易就想到《万历十五年》。果不其然，书末，译者还加了篇两本书作者的对比(当然主要是不同点，译者的比较方法，观点我不太赞同，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详细再写。) 通过乾隆三十三年，叫魂事件，作者剖析了其时中国社会三个阶层的不同反应(君主，官僚，普通百姓)，其方法对分析解构中国很多类似事件很有借鉴意义。比如文革，最近的疫情，甚至现在的中美对抗，贸易战等等。都可以用这三个阶层的不同反应来剖析。(这也是个大的题目，可以深入) 在分析解构不同阶层对待叫魂事件中的表现，作者表现的是盛世王朝深藏的危机。很难说这种危机是必然还是可以人为避免(作者似乎也无意做出判断)。只是在这种解构中，分析中表现了此时中国的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种心理，很深刻，很有启发性，同时也对分析以后中国(包括现在)的各种事件受益很多(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方法论上)，也包括文化的，思维方式的等的。似乎可以看作也是中国文化，政治的，国家的，社会层面的某种深层结构，影响至今(所以近现代的打倒孔家店，文革等运动，对有些东西“破坏”，革新不够，或者说压根没有涉及)。 以上，读完以后，立马纯手机输入，很多词句可能混乱，错乱，不够通顺，姑且存之，以后有机会完善修改，写篇读后感！
自带铺盖的犯人由衙役牵领而行。《叫魂》一书插图［见Thomas Allom,China,It’s Scenery,Architecture,Social Habits,&c.Illustrated,2 vols.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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